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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历史源远流长,承袭着优秀中华文明的血脉,辽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距今28万年前,营口市大石桥金牛山就有人类栖息的遗迹。辽宁的考古发掘验证着辽宁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最发达区域之一,并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提供了佐证。公元前16世纪辽宁属商朝邦畿,后历经各朝的行政建制不断更迭演变,分别在两晋、元时期完成了两次民族大融合,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漫长而辉煌的篇章。1929年改为辽宁,取“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八年的建设,辽宁成为中国最早的工业基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辽宁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 、 辽宁的远古文化
中国远古文化按照考古年代主要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在考古学上,根据生产工具的演化,把使用打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它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悠长岁月。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我们的祖先开始使用磨制石器,人类从此进入新石器时代。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人们发明了铜的冶炼技术,开始制作铜器,这样,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在世界各地,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不仅表现在进入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或其它时代的时间早晚不同,而且还表现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内容也有所差异。辽宁是中国青铜文化起源较早的地区之一。
1.旧石器时代遗存
截止到目前,辽宁省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多处。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营口金牛山遗址、本溪庙后山遗址,中期的喀左鸽子洞遗址,晚期的凌海市沈家台遗址、凌源西八间房遗址、海城仙人洞遗址及丹东市前阳遗址等。这里着重介绍比较重要的金牛山遗址。
金牛山遗址:金牛山人是目前所知的活动在辽宁大地上最早的古人类,也是国内目前所知最早从直立人进化到智人阶段的古人类,距今28万年。
1973年,营口市大石桥县永安乡金牛山因开采石料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故命名为金牛山遗址。1984年,北京大学吕遵谔教授带领考古队来到金牛山进行发掘,发现包括人的头骨等成年女性的骨骼化石。
发现的人类骨骼化石十分完备,从金牛山的头骨发掘可以判断金牛山人的直立姿态及测定脑容量,并且可以复原金牛山人的面貌。肋骨、髋骨、脊椎骨、手趾骨、脚趾骨等的发掘可以了解金牛山人的体质特征以及手脚的灵活性。
金牛山人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被中国科学技术界评选为1984年世界十大科技成果之一。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指出:“当北京人仍未生存于世,具有进步性质的金牛山人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这就说明,在北京人晚期金牛山人已经出现,而且在体质特征方面比北京人有明显的进步,这也证明了不同地区古人类体质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观点。
金牛山人已经会控制火源,并且用石头筑起原始的“灶”来烤熟食物。金牛山人还不会人工取火,只能保存和使用自然火。火的使用是原始人类的一个巨大提升,不仅可以保暖御寒,还可以把熟食作为主要的食物进而改善体质。
2. 新石器时代遗存
辽宁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分为辽西和辽东两大区域。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不同,形成了辽宁境内新石器文化的不同类型。辽宁西部地区,原始社会遗址相当密集地分布在河流两岸的扇面形高台地和山包上;辽宁南部地区,在沿海和海岛上分布有众多的贝丘遗址。辽西区又可分为辽西山区和辽西走廊区,目前已经建立起查海?兴隆洼文化——红山诸文化——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文化发展时间序列。辽东区又可细分为辽河下游、千山山地、鸭绿江下游和大连沿海地区。
查海遗址:查海遗址是目前所知在辽宁境内最早的遗址,位于阜新市区东北20公里,距今8000多年,堪称“辽河第一村”。
查海遗址坐落在辽河支流绕阳河源头的北部,面积大约1万平方米,四周有壕沟环绕,中间分布着成行排列的60座房屋的半地穴式的房址。每间房址面积约为30~50平方米,中间有灶坑。房址为防御寒冷和野兽等原因未设门道,这与西亚的史前文化遗址不谋而合。房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生产工具,也有珍贵的玉器发现,共30多件。玉器共分两类,工具类主要是以玉锛、玉斧为主;装饰类主要是玉玦、玉匕和玉管,制作精良考究。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查海遗址发现的玉器经鉴定都为透闪石软玉,选料相当精准。地质学家以玉的地质特性为标准,称查海遗址出土的这批玉器,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真玉器,是史前玉文化的源头,翻开了中国玉器史的第一页。
查海人最重要的创造除了玉器以外,当属“中国第一龙”形象的诞生。在查海遗址的中心部位,紧靠房址群和南侧墓地,清理出一具大型龙形堆石,它是从遗址中央穿过的基岩脉上,采用红褐色大小均匀的石块堆摆而成的。龙首、龙身与龙尾分别用不同数量石块的厚密来成型,看似龙头昂首张口,龙身弯身弓背,龙尾若隐若现,好似腾云驾雾一般。从西南的龙头到东北的龙尾全长197米,处于整个聚落的中央,说明当时宗教、祭祀等已经出现龙崇拜的观念。
沈阳新乐遗址:沈阳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北陵公园西侧,新开河北岸的黄土高地上,因遗址上建有新乐电工厂的宿舍而得名,距今大约7000年。
1973年10月,沈阳考古工作者对沈阳北陵新乐为中心的遗址进行了发掘,在新乐下层遗址发掘出半地穴式的房址一处。房址平面长为52米,宽为46米的不规则圆角长方形。房中间有椭圆形火膛一座,房内西南角有一片烧土,还有较多的陶器、石器、煤精制品等遗物堆积。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计234件。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质粗松,器形比较单一。
在1978年5月进行的第二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一件炭化了的木雕艺术品。这件木雕艺术品全长385厘米,厚1厘米,由嘴、头、身、尾、柄五个部分组成,其造型恰似一只振翅欲飞的鸟,这就是新乐人的原始图腾。多数学者认为这是鹏鸟。庄子《逍遥游》中描述鹏鸟,“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古人也认为鹏是凤的别名,并把凤鸟当做祥鸟、神灵来崇拜。
丹东后洼遗址:后洼遗址地处辽东半岛黄海沿岸北部的海滨平原上,隶属于辽宁省东港市马家店镇三家子村后洼屯,总面积达17000平方米,距今大约6500年。
1981年秋丹东市文物普查队发现后洼遗址,1983~1992年辽宁省博物馆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房屋43座,灰坑20个,生产工具1600余件,复原陶器400多件。
后洼下层文化分布范围较大,向北延伸到鸭绿江流域的蒲石河地区,向南达旅大半岛。经发掘的遗址有:丹东后洼遗址下层,东港市大岗遗址,大连北吴屯遗址等。在后洼下层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网坠、舟形器及鱼骨,说明当时渔猎业已经相当发达,而且农、渔等多种行业的分工已经非常细致。
丹东后洼遗址除出土大量渔猎工具外,还有很多早期的雕塑艺术珍品。30多件艺术品多为动物像饰,有猪头饰、虎头饰、鹿形坠饰、鱼形坠饰、蝉形坠饰、虫形坠饰、竹节坠饰等,推测为具有某种巫术、辟邪的挂件饰物。
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辽宁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遗存,因1935年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而命名。红山文化活动于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和渤海湾北岸,距今5000年前,在国内外颇有影响。
过去,一直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华夏历史的源头,红山文化只是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长城南北“混合文化”。红山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特别是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把史前文化研究重点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具有中华5000年文明发源的性质。
经过多年的调查,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明确。其北界越过西拉木伦河,并有继续向内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势;东界越过医巫闾山,到达下辽河西岸;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西段越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西界目前可确定在河北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从现在地域行政划分讲,内蒙古赤峰和辽宁朝阳两市区域内最为集中。
牛河梁遗址属于红山文化的晚期,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建平县与凌源市交界处,燕山支脉努鲁儿虎山谷间十余公里的黄土山梁上,因山下的牤牛河而得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它的发现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它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979年5月,辽宁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的喀左县东山嘴村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1983年至1985年,又在相距50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处积石大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还有如下珍贵文物:女神头像、玉佩饰、石饰和大量供祭祀用的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陶器。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这些遗址距今已有5000多年。
女神庙内堆满了女神、动物的塑像,目前仅发掘了遗址的一小部分,就出土了人物塑像的头、肩、乳房、手等残块和玉猪龙、大鸟雕像数十件。人像残块至少分属五六个不同的人像个体,均为女性形象,形体有大有小,或与真人相当,或大于真人若干倍,有的一只耳朵就有12厘米长,塑像的表面还涂以朱色。这些塑像表现出相当高的造型技巧,其中有一尊基本接近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头像,头高225厘米、面宽165厘米,耳长圆,鼻梁低,眼内嵌圆形玉片为睛,颧骨高耸,嘴大,面涂红彩,出土时仍很鲜艳。在女神庙中还发现了一些祭祀用的陶器,说明当时女神庙中曾经有过较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积石冢一般都是用高30厘米、长40厘米、宽20多厘米,经过打制的大石块砌成的,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每座冢的占地面积都相当大,一般有三、四百平方米,最大的达1000余平方米。每座积石冢内,一般都有数十人列“棺”而葬。在这些大型的积石冢中,随葬了数量众多、十分精美的各式玉器,总数达数十件。玉器一般放置在死者的头下、胸前和身边,其中以玉猪龙为代表的玉器已经成为红山文化的代表器物。
在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以女神头像最为珍贵。这尊头像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近似。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遗址中出土的玉雕猪龙、玉雕鹄鸟(猫头鹰)等,造型古朴神似,令人叹为观止。
3. 青铜文化遗址
辽宁是中国青铜文化起源较早的地区之一。距今4000年前,辽河流域由古国时代跨进方国时代,其中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先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辽宁北票康家屯城址:康家屯城址在辽宁省北票市大板镇康家屯村小波台沟往北约走500米,是大凌河与牤牛河的交汇处。康家屯城址建成与使用大概在距今4000年到3500年左右。从出土遗物、遗迹来看,城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1997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2000年第一处石城址被完整挖掘出来。因坐落于康家屯村得名“康家屯城址”。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距今4000年左右,分布在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燕山南北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它是辽西地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区域广泛,遗址堆积丰富。夏家店下层文化可以分为西辽河水系区与海河北水系区两支,分别代表两大不同的族属。
共发掘面积4000多平方米,清理东、南两面180多米的城墙,东城门址一处,东、南城壕二段;在城内西部清理出早、晚两期石墙建筑14道,19座规模大小不同的房址台基,5座石筑穴;城内东北部清理出3道石墙,一座石穴。东南城墙外侧和城墙外角发现砌筑突出的“马蹄形”石建筑,酷似后世城墙上的“马面”。从康家屯城址发现了彩绘陶鬲,还出土了青铜刀,这是辽西地区出土较早的青铜工具,标志着辽西地区青铜时代的到来。
二、 辽宁的古代文化
辽宁古代历经夏至清的朝代变迁,先秦文明基本与内地平行,铁器和青铜器的应用已经十分普遍。秦汉时大一统,在方国制向郡县制过度的腥风血雨中,多次上演了反叛和平叛的斗争。魏晋南北朝的辽宁是加速民族融合的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族政权抗衡。隋唐时期统一辽东的斗争,成为辽宁与内地关系的主轴。辽金元时期北方边地少数民族政权相对强大,甚至开创统一全国的历史。明朝时期是辽宁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清朝则是辽宁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下文以两晋与元的两次民族大融合为断点,勾画历朝历代的辽宁历史。
1.夏朝至两晋的辽宁历史
据史籍记载,辽宁在夏、商时代为幽、营二州之域。夏朝时期,辽宁臣服于夏,年年朝贡。辽宁在商朝时期被称为竹侯国,是商朝奴隶制王国的一个封地,当时的商朝对于边远地区皆实行封侯的办法进行管理。竹侯国西起今河北省迁安、卢龙县,沿渤海北岸,东到辽宁省兴城市,北达北票县,今辽西地区属于商朝版图之内。
西周也用分封的办法对辽宁地区实行统治。周武王灭商后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于邶,邶即燕,也即幽州之地。辽宁地区原属商代的侯国,周初则在武庚的统属下。周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又将邶改封给召公奭的儿子,即为匽侯,即燕侯。西周时,燕国统治范围就包括今辽宁西部。春秋时期,燕国势力弱小,战国时期的燕昭王,为了改变落后局面,便发奋图强,重用乐毅进行军事、政治的深入改革,经过20多年的努力,燕国由弱变强。燕国农业生产相当发达,商业和手工业也有发展,尤其是在燕国境内金属货币已广泛流行。
东胡为燕国的北邻,因在匈奴东,故称东胡,是中国古代雄踞东北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战国时东胡已形成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势力逐渐强大,据有今辽河上游一直到辽宁朝阳、锦西、大连一带,不时侵扰燕国。公元前300年燕昭王任秦开为大将战败东胡,并且对这里实行郡县制。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过程中逐渐逼近燕国,燕太子派荆轲刺杀秦王未果,于是秦军大举攻燕,于公元前226年占领燕都蓟。燕王喜、太子丹率军退保辽东,建立了以襄平为中心的地方政权,秦又派大将李信追击,灭燕。从此,辽宁成为秦国的版图。
我国的行政区划是伴随中央集权制的确立而形成的,它萌芽、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后才推行于全国。汉承秦制,辽西、辽东两郡的县名基本沿袭秦代的名称。西汉时,辽西郡辖14县,郡治在且虑(今朝阳市西北);辽东郡辖18县,郡治在襄平(今辽阳)。东汉时在辽宁东部增设玄菟郡、在辽宁西部增设辽东属国。辽西郡辖6县,郡治阳乐(朝阳市东南);辽东郡辖11县,郡治仍在襄平。
东汉各地军阀混战,乌桓趁机经常骚扰中原地区的北部边境。军阀袁绍对乌桓实行了和亲政策。官渡之战,袁绍战败,其子袁尚、袁熙投奔辽西乌桓蹋顿单于。曹操为了彻底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和巩固北部边防,亲自率兵出征乌桓,在辽西白狼山一带,大败乌桓。公元45年秋,远窜辽东塞外的鲜卑万余骑入侵辽东。汉守官击败鲜卑后,利用鲜卑来对抗匈奴和乌桓。匈奴与鲜卑从此不断相攻,匈奴衰弱下去。公元一世纪末,鲜卑为了和中原地区互市,逐渐转移到辽东、辽西、代郡、上谷四郡与原来居住在那里的乌桓杂居。
东汉末年,统一的封建王朝被各地兴起的割据势力所代替,辽东太守公孙度趁机占有辽东,成为当时的封建割据势力之一。公孙度,字升济,辽东襄平人(今辽阳人),汉族,世代居住辽东。公元190年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称平州牧。他又分辽东为辽西、中辽、辽东三郡,进而领有玄菟、乐浪二郡,并越海占据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从此公孙度领有一州五郡之地,并拥有10万大军,俨然为辽东之王。公元204年,公孙度死,其子公孙康继为辽东之王。公元204年,公孙度死,其子公孙康出兵打败高句丽。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高句丽政权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孙康攻破高句丽的国内城,高句丽被迫迁都到丸都城,公孙势力伸展到朝鲜半岛,并在熊津江入海处置带方郡,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并沟通了经朝鲜通往倭国(日本)的通道,密切了古代中、韩、日的关系。
公孙度父子控制辽东30余年,辽东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公元221年,公孙康死,其子公孙晃、公孙渊年幼,由其弟公孙恭为辽东之王,公元228年公孙渊胁迫其叔公孙恭退位。公孙渊野心很大,一改其父祖安定一方的基本国策,图谋称王,涉足于魏、吴的斗争,公元238年襄平被司马懿率魏军攻破,公孙政权灭亡。
曹魏于公元238年灭公孙政权后,今辽宁地区属三国时期的魏国管辖,在境内设立了一整套郡县机构。魏在襄平设护东夷校尉,负责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此外,还有辽东郡、玄菟郡、昌黎郡和辽西郡。玄菟郡辖有四县:高句丽(今沈阳城东上柏官村)、高显(今铁岭市)、辽阳(今辽中县茨榆坨)和望平(今新民县安平堡),郡治在高句丽。昌黎郡辖四县,它是由原来的辽东属国改称的,所辖四县是:昌黎(今义县)、宾徒(今锦州)、柳城(今朝阳)、棘城(今义县西砖城子),郡治在昌黎。辽西郡:魏时辽西郡所属县只有阳乐在今辽宁境内。郡治在阳乐,其位置在今义县西南。
西晋时期,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置平州,州治在襄平,下辖昌黎、辽东、玄菟等郡,辽西郡划属幽州。西晋统一全国,密切了辽宁与中原的往来。鲜卑等少数民族大量迁入辽宁,地方政权相继建立,促进了辽宁地区的民族融合。魏晋时期,活动在至今辽宁地区的鲜卑有三部:慕容部、段部和宇文部,统称东部鲜卑。曹魏初年,慕容部入居辽西。西晋末年,由于中原大乱,士族和各州郡流民逃到避难的前后达数万家。降晋的鲜卑都督慕容廆积极学习汉族的先进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重用汉人,开始经营农业,尊崇儒学,设立学校,建立了完全汉化的鲜卑政权,在辽西奠定了立国的基础。慕容廆是雄韬大略的鲜卑族改革家,他推进了慕容鲜卑的封建化过程,加速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
慕容廆死后,其第三子慕容皝继位。公元337年,慕容皝于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称燕王,正式建立燕国,史称“前燕”,但名义上仍尊奉东晋王朝。慕容皝在政治上、经济和文化上,继续执行慕容廆的政策。由于不抱民族偏见,于是许多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纷纷投入燕国。慕容皝还撤销圈为牧场猎场的土地,改为农田,并按照魏晋制度实行屯田。慕容皝又注意发展文化教育,亲自编写贵族子弟学习的汉文识字课本。上述措施,大大加速并完成了慕容鲜卑的汉化过程,使其成为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342年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攻灭鲜卑宇文部。慕容皝死后,其子慕容隽称燕王,不久自称燕皇帝。此时,前秦政权逐渐强大,以关中为根据地向黄河流域发展,与前秦发生接触。公元370年,前秦攻灭前燕。辽宁地区尽属前秦占有。
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燕、前秦、后燕、北燕等割据政权,都在辽宁设置郡县,北魏至北周时期在辽宁也设置了郡县。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政权更替频繁,各民族经常迁徙,且很多属侨置郡县,地名多与前朝及后世不相符合,情况比较复杂。
东晋时期,慕容皝第五子慕容垂趁前秦在淝水之战失败之机,起兵复国,是为后燕。慕容垂死后,其子慕容宝继位。建立了以今辽宁朝阳为中心的地方割据政权。其上层统治者不断发生内乱,使后燕势力进一步衰落。高云和冯跋兄弟发动政变,后燕灭亡,鲜卑慕容氏退出历史舞台。409年,冯跋自称燕天王,以燕为国号,都龙城,史称北燕。冯跋称王以后,注意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重视人才选拔,崇尚教育;关心百姓疾苦,提倡节约。冯跋虽为汉族,但他主张和少数民族和亲、互市。
冯跋死后,其弟冯弘自立为王。冯跋、冯弘都曾派遣使者到江南,称藩奉贡于宋。冯弘时,北魏开始不断进攻北燕。436年4月,北魏大军又攻龙城。五月,北魏军入占龙城,北燕亡。原属北燕郡尽归北魏管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由统一走向分裂,再走向统一的时期,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不断接触,加速民族融合时期。在这一时期辽宁的儒家思想进一步传播,佛教传入辽宁并迅速发展,内地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互相交融。
2.隋朝至元朝的辽宁历史
隋唐时期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隋朝时置辽东郡、柳城郡、燕郡。隋唐政权在辽西、辽东先后建立了营州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普遍实行州县制度,统治居住在辽宁及其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
中央为加强地方管理进行统一战争,公元598年,第一次隋与高句丽的战争爆发,高句丽王上表谢罪,得到赦免。公元612年,隋军攻高句丽,由于指挥不当,隋败。公元613年,隋炀帝亲征高句丽,但因杨玄感的反叛,战役取消。公元614年,隋炀帝再次亲征高句丽,高句丽请降谢罪,国力削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下令攻打辽东。公元618年,隋朝灭亡。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李绩率军从陆路,张亮率舟师从水路,兵分两路进攻高句丽,唐太宗亲自到辽东前线督战。唐军攻下辽东城后,接着攻打安市城(今辽宁海城),自六月二日至九月十八,历时三月没有攻下,但高句丽势力大大削弱。唐高宗即位后,继续执行太宗的政策,派薛仁贵、李绩等进攻高句丽,并于668年将其灭亡。
唐朝为了维护在辽东的统治,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统治策略,授高句丽人为辽东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今丹东),以高句丽人统治高句丽人,缓和高句丽人民的反抗情绪。同时,唐统治者将散居在中原地区的高句丽人皆迁回辽东。高句丽被唐所灭时,唐朝统治者把臣服高句丽的粟末靺鞨大祚荣的家属及部众徙居营州,和隋时内附的粟末靺鞨稽部酋长突地稽部和唐初归附的粟末靺鞨任同住一地,以利统一管理。“安史之乱”后,松花江流域渤海政权兴起,辽宁即为其势力范围。926年渤海国为辽国所灭,传国十五世,历时229年。
隋唐时期,由于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大批封建官吏到辽宁任职,加强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人民的交流和友谊。内地与辽宁的接触十分密切,从而加速了中原文化在辽宁的传播,提升了辽宁在当时的知名度,推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
唐代在灭亡高句丽后设立安东都护府,其管辖范围北至黑龙江流域的伯力,东达日本海,南在朝鲜半岛中部与新罗相接,西与营州毗连。安东都护府下领14个州,其中属今辽宁境内的有:辽城洲(今辽阳)、新城州(今抚顺)、盖牟州(今沈阳南)、安市州(今海城南)、建安州(今盖县东北)、南苏州(今铁岭南)、木底州(今新宾)、积利州(今宽甸)、苍岩州与木底州相邻、延津州(今铁岭北)。唐朝在辽宁西部设有营州都督府,领柳城县和营州(朝阳)、辽州(侨置营州城内)、昌州(奈曼旗)、师州(叶柏寿河下游)、顺州(北镇)、崇州(朝阳西南木头城子)、慎州(领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营州都督府所领州县多为羁縻州,是为安置、管理少数民族的。营州都督府在巩固东北边防上起了重大作用,加强了中原与边疆地方的联系。
辽国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契丹为东北三大古代民族东胡、秽陌、肃慎中的东胡族系,从鲜卑宇文部分化出来。907年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继可汗位,标志着契丹建国的开始,后改为辽。辽建国后统一东北地区,包括今北京在内的河北、山西一部分,历史上首次将整个中国北方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辽立国200余年,一直是中国北方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辽代,辽宁地区大部分属东京道辽阳府和中京道兴中府。辽阳府辖区大体相当于今辽宁沈阳、铁岭、丹东、鞍山、辽阳、营口地区;兴中府辖区大体相当于今辽宁西部锦州、朝阳地区。当时的辽宁地区,除有汉、渤海等族居住外,还有女真人,这些女真人大部分居住在今复州、金州新区一带。辽代的辽宁,由于汉、渤海等族的大批迁入,带来了大批劳动力和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及其生产技术,使经济有所发展。当时,辽宁境内居民主要是汉人,其次是渤海人和女真人,另外,还有契丹人。在一些城市里,各族杂居促进了民族融合。辽代特别崇尚佛教,现存的大量辽塔如辽阳白塔等,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辽代的文学艺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如著名的长诗《醉义歌》、法库县叶茂台辽墓的壁画等,都是传世瑰宝。
辽国灭于金国。金国的建立者是女真族。女真族是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1114年完颜阿骨打率各部反辽,第二年建国,国号大金。金与宋联合约定攻辽,1125年辽亡。两年后,灭宋,与淮水以南的南宋对立。1234年,金被蒙古攻灭。
金政权在辽宁地区设东京路、咸平路、北京路的部分府州也在辽宁境内。东京路,下属有辽阳府(今辽阳市)、澄州(海城)、沈州(沈阳)、贵德州(抚顺)、盖州(盖县)、复州(复州)。北京路在辽宁境内的有:利州(喀左境)、义州(义县)、锦州(锦州)、瑞州(绥中)、广宁府(北镇)、懿州(阜新东北)、兴中府(朝阳)、建州(朝阳喀喇城)。咸平路下属有咸平府(开原老城)、韩州(韩州在辽宁境内的只有一个它下属的柳河县,其治所在今昌图八面城)。
金政权占领辽宁地区后,也实行了猛安谋克制,把汉、渤海等族人民以猛安谋克进行编制。金政权刚建立时,女真族尚处于奴隶制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女真族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有利地促进了辽宁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金朝初期,女真贵族采取“实内地”的政策,有计划地把掳掠来的中原人民安置在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各地。女真人在与汉人长期杂居的过程中,学习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甚至在生活习惯上,也学汉人,他们讲汉话,改汉姓,与汉人通婚。
元朝时蒙古族的政权。1206年,铁木真建大蒙古国。1260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元代管理东北地区的行政机构是辽阳行省,其辖区包括今东北三省及外兴安岭,东到日本海、库页岛。辽阳行省在辽宁境内有辽阳路、沈阳路、广宁府及开元路、大宁路的一部分。
辽阳路治所辽阳,属州有盖州,治所今盖州;懿州(今阜新塔营子)。辽阳路的辖区主要在辽河以东,整个辽东半岛;广宁府路治所今北镇,属县有闾阳、望平;大宁路在辽宁境内的有义州(今义县)、兴中州(朝阳)、瑞州(绥中前卫)、锦州利州(喀左东)、川州(北票黑城子)、建州(朝阳喀喇城);沈阳路治所沈阳;开元路,元末时治所在咸平即今开原。
元朝统治时期,辽宁的经济、文化都有所衰落,远不如辽金时期繁盛。元朝占领了辽西、辽东地区后,也像其它地区一样,执行了一种制造民族隔阂、挑起民族纠纷的民族政策,将各族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4个等级。由于受农业定居民族的影响,蒙古族逐渐重视农业生产。在辽宁境内,蒙古族和汉族、契丹族、女真族、渤海族共同垦荒屯种,发展农业生产。元代开通的交通路线使元王朝加强了对辽宁及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辽宁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同中原的联系更多了,对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即民族融合起了积极的作用。
3.明及清前期的辽宁历史
明朝建立之初,元朝残余势力尚控制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各自割据自守,互相之间征战不息。明成祖朱棣时,东北全境才统一。由于东北民族复杂,为加强东北边防,明朝在这里没有设府县,而以都司卫所统之。明朝的辽东都指挥司,是辽东的最高军政机构。
明代在辽东共设25卫,还有自在、安乐两州。铁岭卫治所在银州今铁岭市;三万卫、辽海卫、治所均在开原,今开原老城;定辽右卫,治所凤凰城,今凤城;定辽左卫、定辽前卫、定辽后卫、定辽中卫、东宁卫,治所均在辽阳即今辽阳市;海州卫治海城县;盖州卫治盖州,今盖县;复州卫治复州城,今瓦房店复州城;金州卫治金州城,今大连市金州新区;义州卫、广宁后屯卫治所均在义州今义县,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广宁右屯卫治所均在锦州;广宁前屯卫治所在今绥中县前卫;广宁卫、广宁中卫、广宁左卫、广宁右卫的治所均在广宁城即今北镇县城;沈阳中卫治所在盛京城内即今沈阳市;宁远卫治所宁远州,今兴城。此外设有自在州和安乐州,治所初置开原后均迁至辽阳。
明代是中国社会与经济有重大发展的时期,辽宁地区的经济文化也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文化发展有几个特点:一是三大文化圈并存,即汉文化圈、蒙古文化圈和女真文化圈并存,文化呈现交融互通的特点;二是汉族文化影响日益深刻,大约有二三十万内地文人流入辽宁,儒学教育业兴盛起来,明朝非常重视学校教育,除中央设立的国子监太学外,地方设立的学校也相当普遍。辽东地区明代学校设置情况大致如下:都司儒学,洪武十四年(1381年)设于辽阳,当时辽阳是辽东的政治中心。此外,辽阳设正学书院和武书院。广宁(即今辽宁北镇市)设河西书院,锦州城建有辽右书院,抚顺城建有蒲阳书院,铁岭城建有挹清书院;三是明代辽宁的建筑艺术也有所发展。盖州卫的上帝庙(本名玄真观,又称玄帝庙)是典型的明代寺院建筑。今绥中中前卫西二十五里的姜女庙是明万历年间建的。今北镇城内鼓楼前的李成梁石坊,是完全由石料构造的建筑物,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还有辽东千山的祖越寺古塔、开源的石塔寺古塔、北镇的李成梁牌坊等,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四是出现大量的史实资料,如《辽东志》、《全辽志》、《三朝辽事实录》等重要史料。
明末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清太祖)统一了女真诸部,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御八角殿称汗,建元天命,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国号为大清。1644年定鼎北京,以盛京(沈阳)为陪都,清朝政权一统天下。
清朝四次定都,其中的三大都城都位于辽宁,这在我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是罕见的,而且独具特色。它们分别是兴京、东京和盛京,赫图阿拉老城在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苏子河和二道河汇合的左岸,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第一个都城。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改称兴京。东京城在今辽阳市太子河畔的新城村,是努尔哈赤从赫图阿拉迁都辽阳时于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所建,为清初关外三个都城之一。盛京是努尔哈赤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从辽阳迁都沈阳所建都城,是在明代沈阳中卫城基础上改建而成,落成于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仍称沈阳。
辽宁因是清朝发祥的根基,特别受清政府重视。顺治14年(1657年)清在辽宁地区设奉天府,乾隆12年(1747年)设盛京将军,节制盛京地区军政事务,辖区基本与今辽宁境相同。这时盛京地方建置为:奉天府,治所在今沈阳市。下属有:承德县,治所沈阳市;海城县,治所今海城;盖平县,治所盖县;铁岭县,治所铁岭市;开原县,治所开原老城;宁海县,治所大连市金州新区;辽阳州,州治辽阳老城;复州,治所瓦房店市;新民厅,厅治新民市;岫岩厅,治所岫岩县;昌图厅,治所昌图镇;兴京厅,治所新宾老城。锦州府,府治锦州市。下属有:锦县,县治锦州市;宁远州,州治兴城市;广宁县,县治北镇市;义州,治所义县。
清军入关之际,清廷不仅在兵源,即使财源,都不能脱离辽宁地区的后援。因此清初的统治者,对关外地区实行了明智的开放政策,不但允许关内各省汉族人民去辽东及其他地区垦荒种地,而且采取了积极的招徕政策。由于大量流民的到来,使清统治者感到龙兴之地的安全受到威胁。自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实行了对盛京及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但这种封禁政策并不能终止关内各省人民流入辽东。大量汉人进入辽东,带来了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及先进的耕作方法,起到互相促进、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的作用。
清朝前期,因社会比较稳定,辽宁的经济文化不仅迅速恢复,而且得到很快的发展。一是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旗地和皇庄的土地面积也得到增长;二是城镇迅速兴起,涌现出如盛京、锦州等繁华的大城镇;三是特色产业十分兴旺,人参、貂皮、线麻、药材等交易都盛极一时。
清朝辽宁文化更加发达,尤其是文教尤为发达。盛京儒学、八旗官学和地方书院等构成的教育体制远比明代更加完备,另外还有文化结社的情况出现,如诗人函可创办了东北第一个文人社团“冰天诗社”,对辽宁文化的复苏与发展有重要贡献。清朝还有10万流民进入辽宁,很多大师级的文化名流也在其列,如著名学者陈梦雷,在流放奉天期间主持修篆了《盛京通史》。辽宁也出现了很多本土文化名人,如诗人“辽东三老”(陈景元、戴亨、长海)、词人纳兰性德等。尤其是辽阳人王尔烈,曾考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以内阁侍读学士致仕后,又返乡主持沈阳书院,是东北民间传诵最广的文化名人。另外,清代融满汉两种民族风格于一身而显得独具一格的建筑艺术,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如沈阳清故宫与三京(兴京新宾、东京辽阳、盛京沈阳)、三陵(永陵、昭陵和福陵)的建筑,都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三、 辽宁近现代文化
辽宁近现代文化由抗战文化与制造业文化两个部分组成。在时间范畴上,近代指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我国通常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现代指现在这个时代,我国通常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现在这个时期。在具体内容上,辽宁抗战文化,是指自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发动黄海海战入侵辽宁,辽宁人民开始进行英勇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至1956年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期间,日本侵略与中国人民奋勇抵抗所留存下来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辽宁制造业文化,是指从辽宁解放到建国初期的经济全面恢复时期的制造业文化,以及从改革开放国企改革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时期的制造业文化。
(一)辽宁抗战文化
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入侵辽宁至1956年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这一时期抗战文化是时代的主流,抗战文化全面而准确地揭示了辽宁人民的抗日斗争历程。从文化的视角透视这个历史片段,认识、总结、发掘辽宁人民的近代抗战史,全面、准确、恰如其分地把握这个时代的价值与意义,接近、描摹历史的真相。先进文化也是个历史范畴,只有从文化角度才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因此说,抗战文化作为一个时代先进文化的代表,全面而准确地揭示了辽宁人民的抗日斗争历程。辽宁的抗战文化在全国文化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它是那个血与火的岁月在辽宁留下的历史记忆。
1.抗战文化的内容
辽宁的抗战文化,在广义上,是指自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发动黄海海战入侵辽宁,辽宁人民开始进行英勇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至1956年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期间,日本侵略与中国人民奋勇抵抗所留存下来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其中,正面文化遗产有东北军爱国官兵反抗斗争业绩、义勇军精神、抗联精神、抗战文学及其遗址、遗迹;负面文化遗产包括日本侵华遗址、遗迹、奴化教育与殖民地文化等。在狭义上,抗战文化的外延则将时间的跨度界定为起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止于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
抗战文化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甲午战争开始到1945年东北抗联配合苏军出军东北,辽宁全境光复的斗争;二是抗战胜利后到1956年中国人们以宽广的胸怀遣返日侨俘、改造战犯、审判战犯,处理解决日本侵华的遗留问题;三是日本侵华期间留下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遗址、遗迹及物证。
2008年浮出水面的重要史料《Truth》(真相),是辽宁抗战文化的重要佐证。《Truth》是1932年由沈阳人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等九人(“九君子”)秘密组建的抗日爱国小组,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搜集而成的资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去中国东北,实地调查中日冲突真相。这个消息传到沈阳以后,九人小组迅速收集证实日军侵略东北是预谋已久的各项罪证。有当年的报纸、照片、日军发布的公告以及当事人的目击证言,总计300余件。除中文外,每份证据都附有英文。他们从搜集、整理、翻译、编写到装订成册共计用了48天,完成了这本历史文件,交给了国联代表。1933年2月国联大会上,终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向世界阐明了日本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无因而至,炮制出的伪满洲国并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也不是民族自决。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对“九?一八”作定性结论的文献。这向全世界公布了日军侵华证据。此后,除了法西斯等少数国家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国家。这是《Truth》的胜利。从《Truth》诞生起,中国人、日本人都在寻找它的下落。直到 2008年6月26日,巩天民的后代终于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找到了成书于76年前的《Truth》。在征得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同意后,巩家后人拍照、录影、复制,终于把这份珍贵的影印资料带回祖国。“九君子”的后人在2010年9月17日将这本珍贵的《Truth》史料捐赠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Truth》的浮出水面与辗转回国,对于辽宁抗战文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2.抗战文化的特点
(1)中华民族抗战在沈阳打响了第一枪,而二战史也随着新中国沈阳审判的结束而在这里划上了句点。因此说,辽宁的抗战文化在全中国乃至世界具有不可替代性。
历史如此巧合。北陵,毗邻柳条湖,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军队北大营发出第一排罪恶炮火的那个地方。25年后,两批公诉的36名侵华日本战犯,在这里被押上了审判台。
史学界普遍认为,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是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的最后审判与惩处,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束。回顾新中国沈阳审判的史实表明,1946年东京审判只是对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而大量的乙、丙级战犯,特别是作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中国战场上的日本战犯主要是通过沈阳审判来惩处的,所以东京审判不能算是二战落下了帷幕,而随着沈阳审判的结束,应该受到正义审判的日本战犯全部受到了惩处,才算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真正意义的彻底结束,给二战史划上一个句点。
(2)辽宁的抗战文化因反映了二战中国抗日战争带有标志性的主要历程而最具完整性。“九?一八”事变、北大营、义勇军、抗联、苏军出兵东北、日侨俘大遣返、沈阳审判日本战犯,从“九?一八”到1956年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几乎日本侵华与人民抗战的各个阶段都有辽宁的历史印迹。
而这种完整性还体现在全民族的抗战上:东北军北大营打响第一枪,代表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日;辽宁各界民众构成广泛的抗日阵营,其中包括农民、士绅、山林队、知识分子;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在本溪一带构成当时抗战主体,一直到抗联配合苏联出兵东北,辽宁和东北是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独立领导抗日战争的地方。
(3)与完整性相呼应,辽宁的抗战文化还具有连续性的特点。辽宁抗战文化从甲午战争开始。日军对辽宁及东北的每一个重要侵略步骤在这里都有反映,而且历次侵略都遭到辽宁人民的顽强抵抗。从黄海海战及甲午陆战日军在花园口登陆立即遭到辽宁人民的英勇抗击,金旅之战、海城会战、辽阳保卫战更是粉碎了日军取奉天“度岁”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后,北大营官兵不顾上面不许抵抗的命令,奋起打响抗日第一枪。接着,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九?一八”事变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抗日宣言,中国共产党由抗日游击队到抗联独立领导辽宁的抗日斗争,最后抗联配合苏军出兵东北,取得抗战胜利。此外,对日本侵华遗留问题,譬如日侨俘大遣返、改造和审判日本战犯,抗日战争与日本侵华的每一个环节在辽宁都有所体现。特别是辽宁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连续不断,从开始抵抗到最后取得胜利,这也是其他省所没有的。
(4)辽宁的抗战文化在很多方面还表现出唯一性的特点。譬如,二战美英盟军战俘营所关押盟军战俘中,有6个国家的战俘,71个准将以上军官,其国别之多、级别之高,尚没有哪个二战集中营可与其相比。二战中改造与审判日本战犯最成功的事例也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被称为将鬼变成人的“再生之地”。再有,辽宁的14个市都有相关的遗址、遗迹,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以及在文物保护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遗址、遗迹都得到较好的保护。时至今日,辽宁抗战遗址数量多,保存比较完好。
辽宁的抗战文化在全国文化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它是那个血与火的岁月在辽宁留下的历史记忆。
3.抗战文化的意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是14年被日本侵占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亡国奴的殖民地文化。但是,这一时期抗战文化恰恰是时代的主流。应当从文化的视角透视这个历史片段,认识、总结、发掘辽宁人民14年的抗战史,全面、准确、恰如其分地把握这个时代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应当深深地铭记国耻,因为“倘若我们失去了那段历史,也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炮轰北大营的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冒着遭受处罚的危险毅然打响第一枪。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的果敢行为,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
揭竿而起的义勇军,自发组织起来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义”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义”。在民族危亡之时,他们受到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毅然舍生取义,担当起救国的责任。国歌取材于辽宁的义勇军,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反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浴血奋战,杨靖宇精神更具有典范性意义。
日侨俘大遣返,36名血债累累的日本战犯全部被免予死刑,中国人民与人为善、宽以为怀的博大胸襟感天动地。
凡此种种,对于辽宁人民抗日斗争只在一般历史和精神层面上理解是不够的。它不但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最强音和斗争精神的体现,同时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那个时代的反映。先进文化也是个历史范畴,只有从文化角度才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因此说,抗战文化作为一个时代先进文化的代表,全面而准确地揭示了辽宁人民的抗日斗争历程。
从历史的传承方式看,以文化的形式更能让民众、让青少年认同。文化是历史由学术研究走向大众、走向少年、走向世界的最好方式。同时,历史遗址、遗迹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用文化的理念来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包括正确对待负面文化遗产,意义不言而喻。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和财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虽然经历无数次磨难,和平与战争经历无数次拼杀,文明与野蛮进行无数次较量,最后和平一定会赢得战争,文明一定会战胜野蛮,先进文化一定会战胜愚昧和落后,这是人类公认的一条真理。所有这些,文化是它们共同的根基所在。因此,把辽宁人民的抗战历史升华为抗战文化,才能使这份宝贵的人类共同文化遗产让人们认知,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二)辽宁制造业文化
制造业文化是辽宁当代历史文化的积淀,集中体现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辽宁当代工业文明。辽宁制造业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辽宁解放到建国初期的经济全面恢复时期的制造业文化。辽宁制造业的技术人员奔向全国各地,辽宁的产品支援全国的工业建设,辽宁创造的巨额利税交纳国家,辽宁的制造业成为共和国的基础。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国企改革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时期的制造业文化。辽宁的制造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在中央、省、市各级政府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扶持下,开始重新焕发出青春。
文化的核心理念是精神层面的,提出辽宁制造业文化,就是因为制造业文化中涌动着一种巨大精神动力,而且贯穿始终。辽宁制造业的基本精神就是“创新”。
1.提出辽宁制造业文化的意义
(1)制造业文化是辽河文化的全方位展现。辽河古人类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之一,表明制造业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清文化造就了满族问鼎中原的勇气,而抗战文化凝聚了辽宁人民的爱国与责任感,制造业文化正是承袭了这些文化的精髓,是辽河古人类文明、清文化、抗战文化在当代辽宁的延伸与发展。
(2)有利于用文化力提升辽宁经济发展的助推力与核心竞争力。文化是引领经济发展的旗帜,同时又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类历史发展表明,早期人类社会的竞争主要是军事实力的打拼,然后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科技水平的竞争;进入21世纪后,则是文化力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辽宁工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特点,不失时机地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那么,制造业文化的推出,正是适应辽宁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洪流,给辽宁以装备制造业为龙头的工业推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为了使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发展的助推力,应该培育和打造引领我省工业发展的文化品牌,制造业文化是符合我省省情、突出我省工业特点的文化理念。
(3)制造业文化的提出,有利于以文化的理念,重新梳理辽宁制造业发展的历程,站在时代高度,从新的视角总结出我省工业发展的有益经验,为经济的腾飞作铺垫。有利于从思想认识上,从工业资源上,以文化为载体进行整合,形成新的发展思路,在文化与经济结合上迈出工业发展的新步伐。
(4)辽宁制造业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理由冠名制造业文化的名称。
早在6000多年前的朝阳牛河梁遗址中就出土了以精美的玉猪龙为代表的一大批玉器制作品;在距今7200年前,沈阳新乐遗址中,又有打制、压制、磨制石器以及大批的煤精原始制品出土,可以说这是辽宁制造业的最原始的火花了。
沈阳郑家洼子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以其精湛的工艺和完美的造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宁古代制造业的工艺水平。
近代辽宁的制造业很发达。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为筹建北洋海军,在旅顺口建海军基地,曾引进德国先进设备,如挖泥船、各类车床等机械设备进行机械的修造与加工,这可能是辽宁大地上最早的具有真正意义的机械制造了。甲午战争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在沈阳设立机器局,开创制造业先河;接着赵尔巽又建银元局,1906年在此基础上专设工艺局,从事机械加工。
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主政东北期间,辽宁的制造业有了较大发展。1924年沈阳建立大亨铁厂(沈阳矿山机器厂前身);1925年设立皇姑屯铁路修车厂(今沈阳机车车辆厂);1924年竣工的东北大学附属工厂,设备先进、加工制造能力较大,占地338亩,资产370余万元,是辽宁最早的综合性的机械制造厂。
辽宁现代的制造业集中在兵器制造方面,其中以1921年奉系军阀建立的东三省兵工厂(现黎明航空发展集团前身)最为著名,引进8000多部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有工人3万多人。同时,还陆续在辽宁各地建立了辽宁迫击炮厂(沈阳五三厂前身)、东北航空工厂(松陵机械厂前身)、葫芦岛东北海军工厂等等,可见这一时期辽宁的制造业已经成规模、系统化生产了。当时辽宁的兵器制造业在全国位居首位。日本人曾惊叹:这是“东方第一的兵工厂。”近代辽宁的制造业,为辽宁制造业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辽宁制造业发展史表明,辽宁制造业文化历史久远,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东北亚地区都有较大影响。因此,把辽宁制造业提升为文化,完全有历史根据,而且名实相符。
(5)辽宁的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在建国初期辽宁人民以创新奋斗的精神,创造了一个个工业奇迹,在战后废虚上建立起了共和国第一批工业设备,迅速恢复了经济,并以自己的产品、一流的技术力量和利税支援共和国的建设。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步伐中,辽宁制造业重新焕发出青春,用自己雄厚的积淀在自主创新的精神鼓舞下,又在创造新的奇迹。这些只在工业发展史与工业文明的层面上认识是够不的,认真考察与研究辽宁制造业发展的历程,不能不使我们认识到辽宁的制造业文化应该是我省工业文明的最好表达,最能突出辽宁经济的品牌优势。制造业文化从物质层、制度层、科技精神与价值等多层次全方位展示辽宁人民的制造业发展历程,全面地反映当代辽宁工业文明的精神风貌。
2.辽宁制造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辽宁制造业文化的概念
总的来说,就是在解放初期的经济建设恢复时期,以及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践中,在党的领导下,辽宁人民的支持下,辽宁工人阶级形成的创新与自主创新的奋斗精神,以及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创造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称。
(2)辽宁制造业文化的内容
制造业文化是辽宁当代历史文化的积淀,集中体现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辽宁当代工业文明。辽宁制造业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辽宁解放到建国初期的经济全面恢复时期的制造业文化。由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许多先进的设备或被拆走或因战争遭到严重破坏,辽宁制造业几近瘫痪,一片废墟。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为迅速恢复生产发出了“献纳器材”的号召,很快沈阳第一机床厂、本钢、鞍钢等许多工人想尽各种办法掀起了“献纳器材”的运动。鞍钢老工人孟泰起早贪黑地修理废旧机器零件,建立“孟泰仓库”。这种高度的主人翁精神,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的作风,极大地鼓舞了辽宁工业战线上的职工,这就是闻名全国工业战线的“孟泰精神”。可以说这是辽宁制造业文化的最早体现,对迅速恢复工业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沈阳第三机床厂车工赵国有带头开展了“创造生产新记录运动”,把车一个塔轮的时间逐渐缩减到7小时、6小时、5小时,最后缩减至50分钟,创造了一个个新记录。这种精神由制造业迅速推广到辽宁工矿企业中,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工业总产值成倍增长。在这种精神鼓舞下,辽宁制造业又涌现出了马恒昌、王崇伦、尉凤英等一大批制造业的领军人物。这种艰苦奋斗的创新精神就是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代表,是制造业文化的集中体现。正是这种精神使老一代工人阶级,为共和国经济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突出成绩。大连机车车辆厂制造出全国第一台2500吨新货运机车,接着共和国在辽宁出现了数十个第一:第一部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批各种型号的风动工具,第一台140吨大型吊车,第一根无缝钢管等等。据统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辽宁制造业试制成功的新产品达280余种;在1954年9月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有50余种产品来自辽宁制造。辽宁制造业的技术人员奔向全国各地,辽宁的产品支援全国的工业建设,辽宁创造的巨额利税交纳国家,辽宁的制造业成为共和国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国企改革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时期的制造业文化。辽宁的制造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通过一系列改革、重组,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央、省、市各级政府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扶持下,开始重新焕发出青春。
面向国际市场,自主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制造业文化的主体理念。一批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胜出,他们取得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沈阳重型机械集团、大连重工、东软集团、沈变集团、沈阳机床集团、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沈鼓集团,等等,他们用新的制造业文化理念在国际制造业市场中打拼。
沈阳机床集团目标是:“冲刺百亿大关,跻身世界百强”。新松机器人公司的口号是:“自主创新是我们企业永恒的主题”。辽宁制造业在自主创新的精神指引下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沈重集团的大直径盾构机,新松机器人的单台个人机器人和IC装备机器人技术,东软的CT机,沈阳机床集团的大型数控机床,沈变集团的±500千伏直流换流变压器等等,一系列产品已跻身于世界同类产品的行列,有的企业跨入世界同行业的前列。
近年来政府通过中国沈阳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中国沈阳韩国周等一系列的会展文化平台,将辽宁的制造业与世界制造业实现了对接。辽宁的制造业不但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辽宁的制造业文化已经展现在世界制造业平台上。这种“自主创新”的理念是建立在拥有自己知识产权基础上,在世界制造业舞台上的创新,是在原有“创新”精神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
(3)辽宁制造业文化的基本精神
文化的核心理念是精神层面的,提出辽宁制造业文化,就是因为制造业文化中涌动着一种巨大精神动力,而且贯穿始终。辽宁制造业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创新”。
在辽宁制造业的初始阶段,创新精神使得中国制造业在战争废墟上迅速恢复,日本人认为“只能种高梁”的烂摊子,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创造新记录运动与技术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创新的实践,创造出了无数的新指标、新产品。正因为这种创新精神,才使辽宁在经济恢复时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可争议地成为“共和国的长子”。
如果说制造业的“创新”精神,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中,使辽宁成为共和国的重工业基地;那么,“自主创新”精神,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引领辽宁的制造业走向世界。辽宁制造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通过改革、重组等,在国际制造业中开始有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在同行业中有了自己的位置,在短时间取得了骄人的业迹,则是“自主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创新”作为辽宁制造业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几代辽宁产业工人拼搏奋斗的结晶,是辽宁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辽宁工业腾飞,建立和谐辽宁的精神动力。
“创新”精神也是古老的辽河文化的精华,辽河古人类文明开启了中华民族第一缕文明之光,清文化开辟了少数民族主政全国政权时间最长的记录,抗战文化打响了反对日本侵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创新”正是辽河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因此,辽宁制造业文化“创新”的基本精神,正是辽河文化基本精神的传承。
3.倾力打造辽宁的制造业文化
辽宁的制造业文化是辽宁当代的主体文化,是引领经济发展与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面旗帜,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为后代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要精心培育和倾力打造。
(1)要组织企业家、专家深入研究与总结辽宁的制造业文化,对其基本内容、核心理念、表现形式,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编写《辽宁制造业发展史》和《辽宁制造业文化图集》等,全面展示和介绍辽宁制造业文化。
(2)要对辽宁的制造业文化进行全面的包装,将辽宁制造业文化品牌打出,以中国沈阳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为龙头,搭建若干个平台,将制造业文化推向世界。
(3)用制造业文化的理念,统一辽宁工业发展的理念与整合制造业资源,形成统一的规划,长远的战略,形成优势,使其成为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引领辽宁经济发展,构建和谐辽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一种文化竞争力。为使辽宁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的装备制造业最大基地,为使沈阳成为装备制造业之都的发展战略目标提供文化支撑。
(4)要把辽宁制造业文化核心精神,也就是创新与奋斗精神作为辽宁当代所特有的精神风貌,作为爱祖国与爱辽宁的生动乡土教材,对全省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5)要注意保护那些反映辽宁制造业发展历程的标志性遗址,形成或者逐渐形成一批制造业文化的纪念馆与博物馆。目前,城市房地产开发与搬迁过程中,一大批这方面的厂址,标志性建筑已被破坏。辽宁制造业文化如果没有这些遗存,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辽河古人类文明遗址、清文化遗址与抗战文化遗址是前人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厚重的历史文化贵产,那么制造业文化遗址将是我们留给后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造业文化遗存同辽宁古人类文明、清文化、抗战文化一样重要,否则将出现历史文化的断档。出于这种理念应该在全省范围内,有计划地采取多种形式和办法,建立一些制造业文化纪念馆或博物馆,如辽宁制造业博物馆、机床博物馆、兵器博物馆、飞机博物馆、汽车博物馆、轮船博物馆等等……以及建立辽宁制造业文化公园等等;并将其纳入旅游线路,形成辽宁制造业文化的特色,向世人展示辽宁制造业的厚重历史,营造制造业文化的厚重氖围。
(6)用制造业文化的理念对辽宁的工业产品进行整合与包装以及宣传,从而彻底改变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傻、大、黑、粗”的形象,使产品文化含量更高,使从事制造业工作的员工文化品位更高,用文化的魅力将辽宁的产品推向国内,走向世界。
(7)打造我省制造业文化,还应在城市建设和布局方面统筹规划。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都是有影响的制造业城市,怎样将制造业文化与城市区域文化相结合,也是一项应探讨的课题,比如在城市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城市雕塑中突显制造业文化这一主题,对我省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和谐推进不无益处。
四、 辽宁人文传统的形成与特点
有清以前,由于史料奇缺、文字消弭,东北的族群、地方政权、属地。东北的历史、演变历程、特点等等问题复杂神秘,纷繁纠葛。金毓黻先生在1941年出版的《东北通史》中将东北史划分为六期:汉族开发时代(上古至汉魏,公元前3000年—公元279年); 东胡、扶余二族互竞时代(晋至隋初,280年—588年);汉族复兴时代(隋至唐高宗,589年—695年); 靺鞨、契丹、女真、蒙古迭相争长时代(唐武后至元末,696年—1370年);汉族与女真、蒙古争衡时代(明初至明亡,1371年—1643年);东北诸族化合时代(1644年—1936年)。这种六期划分法摹写了东北史的存在与演变。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些文化特质被选择、吸收,渐渐规范化、制度化、合法化,并被强化为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另外一些文化特征被抑制、排除、摒弃,失落了整体意义和价值。文化的这种内聚和整合就渐渐形成一种风格,一种心理和行为的模式。文化模式的价值是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内化为价值意识定向或说是通过社会化将人的价值意识稳定下来的,对经济的影响亦然。一般而言,一个独特的文化模式必有一个独特的区域经济与之相适应,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就是人的价值观的稳定性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张扬或压抑。具体到东北文化模式,从内在形态上说,有其独特的人口构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在形态。东北地区民族源流的复杂敏感性、经济类型的并存多样性及社会文化的重叠交替性,嬗变形成了辽宁人文传统的独特特点。
1.多民族文化聚合与融合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多民族发展的历史。东北和祖国其他各地一样也是多民族聚集区,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除了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都是土生土长于东北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活跃于东北历史舞台上的民族。他们和汉民族一样,既是东北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东北历史的主人。金毓献先生在其经典著作《东北通史》一书中提出了东北民族四大族系的民族源流研究体系。他说:“古代之东北民族,大别之为四系。一曰汉族,居于南部,自中国内地移殖者也;二曰肃慎族,居于北部之东;三日扶余族,居于北部之中;四日东胡族,居于北部之西。”他所创建的东北古代民族四大族系的研究体系,时隔70年仍是我们研究和探讨东北古代民族史源流的重要基础。历史上,曾有过鲜卑族、高句丽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先后以东北为基地建立民族地方政权,有的以后又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辽、金、元、清等封建王朝,统辖大半或整个中国,形成了中国多民族历史链条上不可缺断的重要环节。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认识一个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钥匙。东北民俗由东北四大族系的民族习俗共同构成,其中包括肃慎系及其终结民族——满族以渔猎生活为主要特点的满族习俗;东北地区原有的汉族、以各种方式进入东北地区的汉族所代表的以农耕生活为主要特点的汉族习俗;东胡系民族及其终结民族——蒙古族以游牧生活为特征的蒙古族习俗;秽貊系民族及其终结民族——朝鲜族的民俗影响至今深深地留在东北民俗文化之中。东北民俗对东北人性格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东北民俗文化以少数民族的民俗和汉族民俗的融合为主要特征。作为肃慎系终结民族,满族的习俗被东北地区广为接受,与汉族的习俗进行了有机交融,构成现代东北民俗文化的主流。
多民族文化的聚合与融合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土著民族之间的聚合与融合,另一个方面是汉族和土著民族的聚合与融合。辽宁的土著民族,大体产生于相同的渔猎文化圈、牧猎文化圈或半渔猎半农耕文化圈,强悍尚武、勇猛剽悍,“其人大疆(强)、勇而谨厚。”土著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是同质文化和同阶文化间的交融,这种交融带来的结果是,使各民族原有的同构文化特质更加强化,并更深地沉淀在民族文化心理中。近年来众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东北特别是辽宁地区,是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汉民族形成之前,汉民族的先人已成为东北社会的重要力量。在汉族文化与辽宁土著民族文化特别是满族文化的交融中,使他们的兼容性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在东北差不多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特色文化,如扶余文化、高句丽文化、渤海文化、契丹文化、女真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等等。“高句丽文化”在现今吉林省集安地区留有大量高句丽文化遗存;“渤海文化”是由聚居在今黑龙江省境的靺鞨人创造的。满族在多方面确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习俗与典制,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受到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总体来说,几千年历史的游牧狩猎文化、广袤肥沃的白山黑土是辽宁的本土文化。其优点很多,但弱点也较明显。比如宗缘意识、部落意识等心理积淀,剽悍、依附等普遍惯习。
2.不同经济类型文化流变
东北古代民族在推进中国历史进步的同时,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创造了独具特色、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其中既有草原民族文化,又有传统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渔猎、农耕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这些文化在与中原农业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文化,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渗透与影响正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基础。如果按民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基本可以分为四种经济类型文化,这就是农耕文化、游牧(草原)文化、渔猎文化,以及耕牧或耕猎混合型文化。辽宁的经济类型也具有鲜明的特色: 历史上多种经济类型井存,相对独立,不断渗透,互相影响。农耕经济、游牧经济、渔猎经济三大经济类型无一缺失,且非常典型。
一般认为,东北经济发展呈现3个发展阶段,即自然经济阶段(1861年以前),资源开发阶段(1861~1962年)和由资源开发向工业发展过渡阶段(1962年以后)。1861年以前,由于清廷长期而又严厉的封禁政策,相对关内而言,东北经济区域基本上处于原始的自然发展状态,没有工业、商业,农业和牧业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1861年营口(牛庄)开港后,带动了半殖民地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大豆、豆油、豆饼、人参等的大量出口。1877年是东北地区的转折年,此后东北的经济、文化进入急速的转折时期。从1877年开禁放垦到1945年东北光复,是帝国主义对东北地区掠夺性开发阶段。1931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东北期间,东北地区自然资源遭到疯狂的掠夺与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北基本建成了我国工业化建设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钢铁、粮食、原油、木材、煤炭、基本化工原料和重型机械源设备源不断地运往关内各地,东北成为全国名符其实的能源材料基地、粮食基地、工业装备基地和产业工人的培训基地。东北地区在矿产资源、工业、农业、林业、交通、文化、城市化以及生活水平诸方面,都位居全国前列,一度成为除上海、北京外,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为新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1962年以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和地缘关系的变化,国家把“大三线”建设作为投资重点,对东北地区投资比重逐渐减少,工业设备长期得不到更新改造,而国家需要东北提供的原料与物资有增无减,以至形成积重难返的新旧东北现象。在计划经济下,东北国有企业不仅作为经济主体而存在,更作为负载着各种社会职能的社会组织而存在。经济模式的计划性与行政权力的集中性相互支持,使得东北整个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与封闭性。在这种习惯于被支配的文化模式下所形成的依赖性和被动性,制约了人们内在的主动求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04年出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以来,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经久不衰。按照文化学理论,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形态。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是不可分的,其中物质文化起着制约精神文化的作用。在物质文化中,一个区域的生活共同体所处的经济类型是其最主要的存在方式,这种经济类型恰恰是精神文化的主导因素。根据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生活在不同经济类型中的人,必然有着与之相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不同的文化类型涵养着不同的文化性格。因此,辽宁人所积淀的文化性格同样是复杂而多元的。在各经济类型碰撞和交融过程中,人们的生产方式会发生转换,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但渗透到深层文化心理的文化性格却很难改变。
3.多种社会文化类型变迁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改变了龙兴之地满洲的建制,“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裁吉林、黑龙江将军,改置奉、吉、黑三巡抚,授徐世昌钦差大臣,为东三省总督”。“更定东三省官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行省公署”。“东三省”或“东北三省”,由此发端。辛亥革命至东北易帜期间,“满洲”一词逐渐被“东北”所取代。
在自有清以来的不到四百年间,“清代封禁地”、“日俄争夺地”、“土匪骚扰地”、“日伪蹂躏地”,移民文化、殖民文化和当代体制文化等多种社会文化类型的重叠交替,形成了辽宁人文传统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重性。
一般认为,东北移民分为两个时期,即1647~1861年为第一时期,1861~1945年为第二时期。第一时期内移民的构成大致是流民和流人两种,虽然清初顺治曾有辽东招垦之举,但在乾、嘉、道3朝的封禁政策使关内民众很难规范化的流入东北。在这一阶段内,流民大都是“泛海”、“闯关”偷渡的人口,而流人则都是被发放而来的犯人;第二时期特别是咸丰年间,由于外有俄日扰疆之忧、内有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之患,迫使清政府开始改变政策,逐渐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这时期的移民主要是农业开垦者及少量的手工业者。300年间东北移民这个群体中既缺少富家子弟又缺少书香门第,于是构成东北文化的中原文化板块基本上不是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以传统的民间文化为主,从而使东北文化缺少书香气,而多了些乡野气;还存在一个第三时期,即东北解放以来大量知识分子及熟练技术工人的大量涌进,以及“文革”时期城市知识青年的制度性派遣。这是东北文化选择的重要形成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了文化模式的选择。
近代以来,日俄两国以各种手段蚕食辽宁。自沙俄和日本相互争夺,到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控制辽宁,直至1945年日军全面投降,俄日两国先后在辽宁地区实行了近50年的殖民统治。“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后果,是整个东北成为所谓的“满洲国”。事实上,伪满洲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伪满政权也不是一个自主的政权。被日本占领沦陷了的东北,真正掌握一切权力的并不是伪满洲国的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而是代表日本的政府和军部的兼任日本驻满全权大使的关东军司令官。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搞的经济开发其实是其进行侵略的组成部分,与侵略是不可分割的,不能抛开侵略单纯谈论经济开发。
关于东北殖民地的特征,比较趋于一致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以下各点:(一)日本的统治采取了虚伪的独立国家的形式,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二)在经济上东北沦为日本的经济附庸,被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支配下;(三)在城市中日本垄断资木占居垄断地位,把持了重工业、矿山、电业、化学工业交通通信业、金融业、进出口业等所有经济命脉;(四)民族资木所占比重很小,主要限于轻工业和商业且日益丧失独立性;(五)农村中依然是封建半封建土地关系占统治地位,原有的和新生的封建地主、富农继续盘剥贫雇农,中农阶层日益削弱;(六)日伪实行的是统制经济,它的经济支柱是特殊会社、准特殊会社制度。“一时的压迫可以产生叛逆,长期的压迫必然制造奴隶。”这些殖民地文化的负面因素,警醒世人。
1950年后整个东北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大量关内移民迁到该地。东北是老解放区,也是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地方,在长期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东北人无论是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思维方式上来说,都相对保守。进一步讲,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官本位机制,无论是经济本身还是为之服务的经济学都具有这一性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总体上东北没有出现中原的璀璨的典籍文化。这种情形在现代发生了部分的变化。首先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春风,渡过了山海关, 在近乎文化荒漠的东北大地播撒了新文学的种子;其次是三十年代,在新文学的余波和关内红色思潮与左翼文学影响下,出现了由萧军、萧红、罗烽、白朗、舒群、金剑啸等人组成的左翼作家群体。东北地区第三次文化与文学的崛起,是抗战胜利和五十年代。1945年抗战胜利不仅结束了屈辱的殖民地历史,也自此迎来了东北文化、文学的复兴与建设。1949年以后,伴随大规模的东北工业基地建设,也出现了文化教育建设的高潮。这种积淀和风范至今仍存,影响着当代东北的文化现象和生活。
“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更是一个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的整体行为。东北文化的转型既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内容,又是振兴的动力。温家宝总理也曾指出:“东北能不能振兴,关键在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关键又在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关键在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国家、民族的落后在根本上表现为人的落后。不能把局限当作特色,更不能把落后当作优势。发掘东北文化的深层素质,切实提升我们的文化实力,为辽宁的整体振兴提供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