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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辽宁省具有近百年的工业历史,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以重工业为主体,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基础比较雄厚的工业体系,成为中国主要的工业和原材料基地,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共和国长子”。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改革日益深入,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机制性和结构性等深层矛盾开始显现,出现了“东北现象”,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趋缓。为解决“东北现象”,重新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003年国家正式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辽宁老工业基地开始步入新的振兴旅程。

一、近代殖民地工业时期(1840年—1949年)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使辽宁成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清代乾隆初年,本溪湖一带就是奉天省的主要煤炭产地,其生产规模估计可达千人以上。自近代以来,辽宁成为西方列强用武力争夺的资源重地。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在20年代,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西方先进技术相继输入,在外力的冲击和示范作用下,辽宁的民族资本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一时期,在民族资本创办的工业企业中,按其时序和性质,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奉系军阀开办的军事工业企业; 二是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企业; 三是以轻工业为主的私营企业。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辽宁的民族工业资本在与外来资本的抗衡中求得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极大地强化了日本垄断资本对东北工业的产业统制政策,使民族工商业在能源、原材料、经营范围、价格和销路等各方面均受到了严格控制,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并由此走向了大幅度萎缩的状态。“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为了满足侵华战争的需要,他们倾全力实行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军事工业“重点主义”产业政策,将与“国防”和“国策”有关的重工业列为主导产业,将煤炭、电力、石油等能源工业作为掠夺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将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开采业、建筑材料业作为掠夺的重点。

西方各国垄断资本以掠夺资源为目的而兴建的一大批矿山、工厂、铁路和港口等,一方面使辽宁工业经济在殖民统治下有了快速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形成了辽宁的近现代机器工业的基础。1945 年日本投降前后,日本侵略者将一些无法运走的机器毁坏,将许多矿山设备炸掉,辽宁的工业企业几次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国民党政府占领了主要城市以后,先后接收了分布在锦西、锦州、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营口等城市的工矿企业,但因内战而无心恢复生产。在1947 至1948 年期间,这些工厂和矿山的设备、器材,有的被拍卖,有的被破坏,一些贵重器材、设备和技术资料被运往关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微乎其微,整个工业生产处于瘫痪的状态。据1949 年的统计,辽宁当时全省工业设备生产总能力只有日伪时期的20%,工人失业率达90%。沈阳的工厂除部分军工、军需工厂进行过一些修配性的生产外,429个民用工厂中绝大多数遭到严重破坏,勉强开工的只有45 家。鞍钢钢材的年产量比最高年产量的1943 年下降了84. 5%。煤炭和机械工业的生产,也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

二、辽宁老工业基地形成阶段(1949年—1957年)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开发建设,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49年到1957年,前后8年时间,确立了辽宁在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地位。

1948年11月辽宁全境解放。在此之前,辽宁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当时辽宁的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和大中型商业贸易企业几乎全是日伪经营的。面对满目疮痍的辽宁工业,辽宁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用三年时间恢复工农业生产的精神,迅速展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国家先后投入14.5亿元(新币),将日伪经营的工厂、铁路、矿山全部没收,组建了574个国营企业,确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后,通过企业内部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短短3年,辽宁工业生产就达到并超过日伪时期的最高水平,总产值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43年高出40%。

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基于辽宁的工业基础,国家把辽宁作为工业化重点省份予以倾斜。在前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辽宁占了24项,其中钢铁工业2项(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有色金属工业2项(抚顺铝厂、杨家杖子钼矿),煤炭工业8项(阜新新邱竖井、阜新平安竖井、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抚顺东露天煤矿、抚顺老虎台斜井、抚顺西露天煤矿、抚顺胜利斜井、抚顺龙凤竖井),电力工业3项(抚顺发电厂、阜新发电厂、大连发电厂),石油工业1项(抚顺石油二厂),机械工业5项(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大连造船厂),国防军事工业3项(一一二厂、四一零厂、四三一厂)。与24项重点建设工程相配套,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丹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625个,改建扩建了抚顺钢厂、大连钢厂、沈阳冶炼厂、沈阳第三机床厂、沈阳鼓风机厂、沈阳水泵厂、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机床厂、沈阳化工厂、沈阳玻璃厂、大连玻璃厂等。“一五”结束时,辽宁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27.5%,居全国第一位;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6%,居全国第二位。当时,全国17%的原煤产量,27%的发电量,近30%的金属切割机床,50%的烧碱,60%的钢产量均产自辽宁。飞机、军舰、弹药等军事工业也占有很高比重。辽宁成为共和国成立以后,最早建成的全国重化工业基地和军事工业基地。

三、辽宁老工业基地初期发展阶段(1958年—1965年)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到1965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其间经历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偏差,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发展一度受到挫折,后来中央及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通过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调整,辽宁老工业基地重新恢复了良好发展态势。

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中央对辽宁的要求是:不继续大发展,而应以大部分力量帮助其它协作区;本身可以搞一点缺门和地区不平衡的东西,可以搞一点中、小型的加以补充;除支援全国外,还要为农业服务。据此,这一时期辽宁经济发展战略总的指导思想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进行必要的填平补齐,大力挖掘企业潜力,更好地支援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有四条:第一,冶金、机械、重化工、建筑材料等四个重工业部门一般不再搞新建和扩建,主要是向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特别是向高级、精密的方向发展;第二,搞好工业各部门的技术改造,提高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水平,以先进技术装备和优质材料支援全国;第三,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增加轻工业原料和消费品的生产;第四,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广泛开展综合利用。

这一战略思想确立不久,即被1958年的“大跃进”打乱了,总的战略思想很快转向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加快建设速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省建立起几千个小高炉,全民大办钢铁,1960年全省的钢产量由1958年的338万吨增加到677.6万吨,三年翻了一番,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基建投资增长过猛,总积累率高达60%多。农业方面刮“共产风”、“浮夸风”,搞瞎指挥。在生产关系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否定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批右倾,拔“白旗”,废除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搞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由于决策上的失误,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化,“大跃进”难以继续下去。“二五”结束时,全省工业总产值重新回到1957年水平,农业总产值则比1957年还低14%。城乡人民收入减少,消费品极度匮乏。

“二五”结束前夕,中央及时调整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偏差,决定开展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核心的国民经济调整,并颁布了“农业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在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引下,辽宁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主要措施有:对产品质量差,成本高,长期亏损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三年时间共裁并企业2000多个,精简职工100多万人,减少城市人口160万人;降低积累率,调整基本建设投资方向,提高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农业以及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全党大办农业,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调整生产关系,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农民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积极发展轻工业,努力增加消费品的生产。

经过三年调整,辽宁老工业基地再现“一五”时期的良好发展态势。1963年到196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8.3%,粮食产值1965年比1960年增加了近一倍,工农业总产值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在此期间,辽宁研制生产出全国第一架战斗机,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辆大功率内燃机车。1965年同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1957年相比,钢和钢材产量增长72%,生铁产量增长40%,原煤产量增长76%,发电量增长1.6倍,原油加工能力增长3.6倍。同时电子、纺织、新型化工等新兴行业开始崛起,基本形成了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的工业经济新格局。

四、文化革命时期(1966年—1978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辽宁老工业基地如同全国各地一样,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工人停工、学生停课,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特别是1967年到1968年这两年,全省工业生产不升反降,1968年比1965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6.3%。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生产速度放缓,经济效益低下,职工工资下降,人民生活困难。十年动乱期间,也是“三五”、“四五”这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全省工业增长速度年均维持在6.4%,低于“一五”和三年调整的增长速度,同时也低于当时全国的增长速度。其中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只及“一五”时期的一半,固定资产支付使用率比“一五”低2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货币工资比1957年下降11%,农村人口每人每年分配的粮食比1957年减少40斤。

尽管如此,由于广大职工的努力,辽宁的工业建设在逆境中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期间,辽宁工业投资175.9亿元,建成重点项目222个,新增固定资产105亿元,包括在鞍钢新建了全国最大的11号高炉,在本钢新建了第二炼钢厂和歪头山铁矿,开发建设了辽河油田及产量居全国前列的辽河化肥厂和辽阳石油化纤公司。

五、辽宁老工业基地体制转轨阶段(1979年—1997年)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辽宁老工业基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由于辽宁老工业基地集中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是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最早最为彻底的地区,所以辽宁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原有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1979年辽宁开始实行以放权让利为主的企业改革,直到1984年,先后为企业下放了110项权利;此后,又在214户大中型企业中进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试点,1986年在全省1400户企业中推广;从1987年起,以“两权分离”为重点,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国有小企业则大面积推行租赁经营。辽宁是全国国企改革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1984年6月,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在全国首开个人租赁国有中小企业的先河;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成为全国企业破产第一例;1987年,本溪市涌现出影响全国的关广梅集团全行业租赁经营的典型。

与企业改革相适应,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计划、投资、价格、财税、金融、外贸、外汇管理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也相继展开。按阶段划分,1978年到198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调节手段并存阶段,亦称双轨制阶段;1989年直到党的十四大召开,是明确市场取向改革阶段,亦称并轨阶段;党的十四大以后,为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到1997年,辽宁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以价格体制为例,90%的商品价格全部放开,95%的工业消费品由市场调节。全省建成各类商品贸易市场3000多处,1997年成交额达1400亿元。

辽宁省委于80年代初提出“奋发图强,振兴辽宁,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战略构想,为此制定了以改革促改造,以开放促开发的“两改两开”战略方针,在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史上,首次把对外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提到战略高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辽宁就开始利用外资,1983年办起第一家合资企业,1984年大连成为全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1988年国家正式批准辽东半岛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地区扩大到9市16县。与此同时,辽宁省委很快提出“一抓三带”的方针,即抓对外开放,带动经济体制改革,带动老工业基地改造,带动辽西北落后地区开发建设,对外开放的思路非常明确。90年代初又进一步提出“一体两翼”的对外开放构想,即以大连、沈阳为主体,以丹东、营口为两翼。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辽宁的对外开放发生了质的飞跃,以大连为龙头,以沈阳等中部城市群为腹地,以锦州为窗口,面向全省城乡的即“三点一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开始形成。在大连、营口、沈阳3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建成之后,又建起13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辽宁的外贸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度,也一度跃居全国第二位。1997年全省三资企业突破1.5万家,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累计突破150亿美元,工商税收的1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

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给辽宁的工业企业带来了空前的活力,也使辽宁老工业基地走向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1997年同1978年相比,全省工业增加值增加了3.8倍,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8.9倍。钢、钢材、原油、水泥、发电量分别增长0.6倍、1.5倍、2.3倍和1.2倍。

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辽宁老工业基地在市场短缺、自身尚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仍然承担着较高的指令性计划和较重的财政上缴任务,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支付了巨大成本,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从1978年到1993年的16年中,辽宁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和价格调出钢材约6300万吨,占同期省内全部产量的50%以上,平均每年调出400万吨;调出生铁3400万吨,占省内产量的30%以上,平均每年调出210万吨;调出铝约40万吨,占同期产量的50%以上;调出锌130万吨,占同期产量的80%以上;调出烧碱60万吨、纯碱580万吨,分别占同期产量的25%和50%。除了重要原材料大量平价调出外,重大技术装备,如冶金和矿山设备、起重设备、金属切削机床、变压器、高压开关等也大量平价调出省外,支援全国。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国家逐步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时,辽宁企业向国家提供的这些重要原材料和重大技术装备都一直平价调出,仅这一项价差,辽宁每年就向国家多做贡献30亿元以上。此外,1980年到1993年,辽宁上缴中央财政1650.2亿元,上解率近50%。直到1997年辽宁的税负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大大高于全国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

六、辽宁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阶段(1998年—2002年)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改革日益深入,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机制性和结构性等深层矛盾开始显现,诸如国有企业效益总体下滑、下岗失业人员急剧增加、困难群体比例上升、财政负担日趋沉重等难题集中暴露出来。为解决这些问题,省委、省政府制定了“结构调整、外向牵动、科教兴省”三大战略,提出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搞好产品精深加工的“两高一深”工业发展方针,突出结构调整的主线,以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为两大动力,搞好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在中央大力支持下,1998年开始,举全省之力进行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攻坚战;2001年开始,在全省14个城市同时开展社会保障试点工作;2002年,资源枯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首先在阜新市突破。这“三大战役”拉动了全省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升级,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奠定了基础。

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期(2003年—2014年)

针对“东北现象”,继实施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党的十六大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局出发提出“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 [2003]11号),标志着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正式启动。经过产业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等措施以及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开放和沈阳经济区的建设,辽宁老工业基地开始进入全面振兴的历史时期。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辽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拓进取,奋力拼搏,在全面振兴的大道上奋勇前行,在辽宁历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 

经过10多年辽宁人民的共同努力,辽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到2013年底,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实现27077.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1686元,居全国第七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3341.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0524.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791.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142.8亿美元。各项指标均有大幅增长,一个富庶文明幸福的新辽宁正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展现它的辉煌。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辽宁人民精神状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勤劳智慧的辽宁人,在摆脱困境中振奋了精神,在改革开放中激发了豪情,如今信心倍增,干劲倍增,意气风发地去实现辽宁的全面振兴,努力进入东部发达省份行列。2014年8月8日,国务院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国发[2014]28号),标志着第六轮振兴的开始,继往开来、进取创新的辽宁人以无可畏惧的豪迈气概和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在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中,在改革开放建设国家新型产业基地的过程中,在大力加强“三农”工作的进程中,以科学发展的精神积极推进和谐辽宁建设,在新千年的历史上再铸辉煌。

八、滚石上山、爬坡过坎(2015年-至今)

自2013年3月6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关键阶段的老工业基地注入强大动力。在辽宁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取得初步阶段性成果,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关键时刻;在辽宁振兴发展取得新进展新进步,但振兴发展仍任重道远的关键时刻,总书记再次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对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振兴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如春风化雨、阳光雨露般温暖并浸润着辽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心田——总书记和辽宁人民心连心。

2017年,辽宁正在逐步走出低谷、走出困境。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23942.0亿元,比上年增长4.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182.1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9397.8亿元,增长3.2%;第三产业增加值12362.1亿元,增长5.0%。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4745元,比上年增长4.3%。

辽宁省委、省政府面对挑战和机遇,态度坚决,要持之以恒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四个着力”“三个推进”,努力开创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新局面。2016年辽宁化解煤炭产能1361万吨,超额完成国务院下达的年度任务;化解钢铁产能602万吨,提前完成“十三五”任务;帮助企业去杠杆,新设股权投资基金和管理机构40家,新增新三板企业92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2556亿元;落实结构性减税、普遍性降费政策,减少涉企各项税费850多亿元;降低企业用电成本37亿元;加大力度补短板,安排扶贫资金6亿元,增长36.6%;实施《中国制造2025辽宁行动纲要》,推进首批50户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试点示范企业项目建设,高端装备制造业占比17.2%,石化产业精细化工率51.5%;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先行先试给辽宁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深耕国家试验田,更承担着无上光荣的使命。